光影背后的真实:新闻事件的电影化探索
DYTT 7个月前 (04-26) 4192 浏览
4月14日,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礼上,电影《白日之下》大放异彩,在20个奖项中获得16项提名,并成功摘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该部影片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讲述了新闻社接到有关残疾院舍虐待院友的线报,记者凌晓琪潜入院舍追查真相,希望通过报道改变社会现状的故事。影片揭露了隐藏在新闻背后、鲜为人知的残忍真相,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进入21世纪以来,由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一方面,新闻事件为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现实素材,原本新闻报道中的文字细节和背景被具象化,赋予了电影更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影片让新闻事件和类似事件再次曝光,引发观众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产生了更大的社会效益。
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叙事特点
将新闻事件改编为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首先必须秉持对客观事实的尊重。然而,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目的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在于实现商业价值和艺术表达。经过不断的尝试与探索,新闻事件改编电影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
一是选用戏剧叙事和转变叙事视角。基于对新闻稿件的叙事结构和重点元素的选用,新闻事件改编电影通常会使用“三幕式”的叙事结构。比如《红海行动》和《湄公河行动》,在开头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在发展和高潮阶段重点表现主要人物的内心变化和事件爆发,进而在结尾处解决冲突。这种结构可以使内容表达更加完整,最大程度保留新闻事件原有的叙事结构和价值传递。
在由新闻事件改编的悬疑片和犯罪片中,交叉叙事是常见的一种方式。比如《追凶者也》全片分为四个小章节,用不同人物的视角多次讲述同一个故事,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放大,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和挣扎,同时也给观众带来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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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报道中,记者和编辑一般都选用客观角度来叙事,这种角度可以传递最重要的信息,而电影对其改编时,通常会选择主要人物的主观视角,这种视角能够使观众与主要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加深对其价值观的认可。例如电影《踏雪寻梅》便选择了警官、受害者和凶手三个主观视角进行叙事,影片的核心矛盾不再是简单的正邪对立,而是展现底层人物在社会的挣扎与无奈。尤其是在面对宏大的新闻时,选取小切口更能吸引观众,例如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受到的伤害更能体现天灾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利用人物的感情变化能够辅助宏大主题的表现。
二是在人物的塑造上更加饱满。在新闻稿件出现的人物通常较为扁平,但在改编的电影中,通过对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和经历的描写,人物形象会变得更加立体、生动和真实。例如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主角程勇在最初只是一个拥有诸多缺点的保健品商人,但后来在利益和道德之间做出了艰难抉择,成功转变为了一个拯救万千白血病病人的平民英雄,这种在平凡中绽放的伟大显得更加闪耀,使本片的主题得到了升华。由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深度刻画细节,以此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的行为动机得到解释,在客观事实叙述和主观情感表达的结合下,更能彰显人性的伟大光辉,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三是叙事主题彰显人文关怀。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简短单一的新闻事件报道缺乏一定的深度,创作者在将其改编成电影时,利用个体事件来表达大主题,用更大篇幅的内容展现人文关怀精神。例如在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天注定》中,将周克华案、胡文海案、邓玉娇案以及富士康跳楼案四个互不关联的事件串联在一起,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沟通渠道缺失、社会阶层固化、个体精神迷茫以及性别歧视等诸多问题,引发了观众的深入思考。电影《八角笼中》导演在处理“恩波格斗事件”这一社会新闻时,并没有简单地控诉社会的寒凉,而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小人物身上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草根”精神,将原本缺乏温度和充满悲情色彩的故事转化为了积极向上的励志叙事。
新闻事件改编电影的现存问题
真实性是新闻的立足点,而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改编新闻事件时,往往需要对原始事件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和加工,然而,这种处理有时会导致真实性与戏剧化之间的失衡。整体来看,现阶段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是选择的新闻题材趋于同质化。以《烈火英雄》《紧急救援》和《惊天救援》为例,这些电影都聚焦于救援人员,讲述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英勇事迹。这类故事具有较强的戏剧冲突,较为符合电影的叙事和表达需求。但过于相似的题材,可能会令观众感到审美疲劳。题材的同质化还带来了叙述形式固化的问题,同样的故事情节、角色设定、情感表达,难以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和惊喜。
二是对新闻事件中的部分人物和细节会进行虚构和增减,对原型人物产生伤害。例如电影《亲爱的》中李红琴的原型人物高永侠,就对电影中出卖身体的情节表示不满,并向导演陈可辛和制片方提出诉讼,认为电影中虚构的内容影响到了身边人对她的看法,令她不堪其扰。对此导演公开道歉。这种不尊重客观事实的改编不仅会引起没有必要的法律纠纷,还会影响电影的观众好感度和信任程度。
但如果只是单纯照搬新闻事件,缺乏合理的艺术改编,反而会使电影如同“流水账”一般索然无味。例如2023年上映的电影《第八个嫌疑人》,豆瓣评分仅为6.0分,过于忠于原始事件的叙述,使得电影故事发展显得平淡无奇,缺乏足够的冲突和转折,难以调动观众的情绪。因此电影在改编新闻事件时,除了要尊重客观事实,还需要通过人物塑造、情感表达、社会背景等多个方面的深入挖掘和展现,做到戏剧化和真实性平衡。
三是过度追求商业价值,使得艺术缺失和主题错位。在改编新闻事件时,为了营造紧张刺激的氛围,电影可能会加入一些与主题相关性不大的情节。这些情节虽然可能短暂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但是反而会影响影片本身主题的表达。例如在众多知名演员加盟的电影《中国机长》中,繁多的配角感情线占据了较大片幅,但都浮于表面。这样的处理使得高潮部分剧情之外的情节铺陈都显得平淡无奇,不仅缺乏深度和内涵,还造成了叙事拖沓,影响原本电影的故事表达。
一些无用元素的加入和放大同样会影响观众对新闻事件本身的思考。例如《我本是高山》原本的初衷是想要展现张桂梅校长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人性光辉,但导演为了增加剧情的戏剧性或者吸引力,虚构或扭曲了一些细节,例如将酗酒的父亲改成了母亲形象,将主角留在乡村的原因变成了走出“亡夫”离世的伤痛……这种处理不仅让观众对影片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怀疑,甚至对张桂梅校长的真实形象产生误解。尽管电影在视觉效果和演员表演等方面可能表现出色,但这些对细节的改动却成为了影片的瑕疵,影响了观众对于影片的整体评价。
四是在处理社会沉重话题上,还需做好导向的把控。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常常会聚焦到社会的另一面,涉及到敏感话题和争议点,而电影作为一种强大的传播媒介,具备一定的社会导向和社会影响力,不同的叙事角度和方式会导致不同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要极为重视正向价值的传递,要能够正确引导舆论,起到促进具体问题解决的作用。《我不是药神》是一个成功案例,但大部分作品在这一点上都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何合理使用电影形式去反映好社会议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长期课题。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当下新闻事件更容易走进我们的视线,获得大众关注、有着厚重现实意义的事件也更容易被改编为电影。总体来看,新闻事件改编电影近年来在市场和口碑上都获得了较大成功,并且能够通过对新闻事件的二次传播唤起大众的再思考。相信会有更多有意义的新闻事件被再次关注,新闻与电影相互渗透,或揭露残酷真相,或将人性的真善美展现出来。这一类型电影想要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还需要创作者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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