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杀夫的有罪推定

3月29日，《坠落的审判》正式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影片2023年斩获第76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又在今年拿下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在第49届法国电影凯撒奖颁奖典礼上更是包揽了连同最佳影片在内的六项大奖。

但即便获奖众多，作为一部以法语为主的文艺片，在大陆原本关注的观众有限。没想到3月24日该片在北京大学的一场首映礼，由于现场男主持人（辩手陈铭）和男嘉宾（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的发言，让这场活动被推上热搜，也让电影彻底“出圈”。由此也引发了电影内外关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广泛讨论。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在北大首映活动之后的其他媒体采访中提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去过美国、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举例来说，中国的观众在分析《坠落的审判》时，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我觉得非常震惊，也很受触动。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片中有大量庭审戏，在法庭上，妻子不得不回忆、讲述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在公共领域展示私人纠纷，也让“社会将自己的道德观强加于女性、男性或他们的生活方式”（导演茹斯汀语）。

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敏锐地发现了片中妻子与丈夫特质、性格的性别调转，这一点也在众多评论中被分析。然而这种对调并没有让妻子获得更多权力，反而让她在丈夫坠亡后显得更加可疑，受到更多质询和指责。片中妻子的强势，“冒犯”的不仅是丈夫和庭审现场的每个人，也给屏幕外的观众带来冲击与反思。

撰文｜一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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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坠落的审判》以自然主义化解悬疑杀夫奇案的生活化风格，其在大陆的首映礼上，导演茹斯汀·特里耶（Justine Triet）、学者董强、戴锦华以及主持人陈铭的四人对谈，则明显戏剧化得多，也始料未及地为这部的“法国小众文艺片”，发酵出中国市场独有的、更大的舆论声浪与审判意味。

一周后，当时因“不该带着性别视角”“导演比我想象年轻得多”等言论引发争议的董强教授发微博自辩，暗指在网络“狂欢”把自己推下地狱之余，《坠落的审判》后续票房乏力，痛心疾首于“你怎能指望明明长着眼睛却不‘看’电影，读过几段电影分析，听了几句女权金句就觉得懂电影的人进影院，看电影”。他特别指出，“如果我翻译，会译成《坠亡剖析》，审判只是一部分表象，原文里并没有”。

然而，关于法语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翻译的讨论，也非董强的独家洞察。在更早上映的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前者译为《坠下的对证》，后者译为《堕落真相》）就有人指出，“对证”是否隐含了死无对证之意？而“真相”之“真”是否又带误导性？这也呼应导演对中国观众最关切的问题：丈夫之死，妻子是凶手吗？

《坠落的审判》剧照。

叙事悬置游戏

电影其实情节并不复杂。同为作家的德裔妻子桑德拉与法国丈夫塞缪尔带着11岁的视障儿子和狗，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有一天，丈夫坠楼去世，妻子被指控为嫌疑人，由起初同样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跳楼，我也不相信”的律师好友为其辩护。

审判包括三大关键证据：血迹分析、案件重组，以及塞缪尔在妻子不知情下录下的争吵片段。在漫长的盘问和交代中，作为证人的儿子，被揭晓父母平静关系下的暗潮涌动与日渐崩坏。他对母亲由信任到怀疑，再到用狗做实验，证明狗曾吃过父亲服用过量阿司匹林后的呕吐物，继而反推父亲确有轻生倾向，最后使得母亲脱罪。

《坠落的审判》剧照。

脱罪后，桑德拉与律师喝酒庆贺，却还是怅然若失。“输是最糟糕结果，但赢了你就期待回报（rewards），但现在什么也没有。” 她两颊微红说完，在分明是爱慕她的男律师怀中依偎一阵，也仅此而已，深夜回家。长期负责监察“嫌疑人与主要证人一同生活”的社工退场，她与等待他的儿子无言拥抱，躺在床上，狗扑上来，全剧终，一切回归平静。

尽管被标签为“以悬疑案件揭开婚姻面纱”，《坠落的审判》却并没有像《十二怒汉》《毒舌律师》般，以控辩双方跌宕起伏的舌战，给予什么大快人心的明确结论；也没有如《革命之路》《五十年》那样，铺满夫妻间的相处细节，痛陈婚姻走向索然无味的现实原因。

通过法庭辩护的后设视角，桑德拉所言说的一切，都来自其未必可信的主观回忆，对于身上的淤青、坠楼前的矛盾，她不是没有隐瞒。但存在即客观吗？唯一的直接证据，即丈夫生前录下的堕楼前夕争吵录音，桑德拉辩白“是我们的声音，但不是我们（it’s our voices，but it’s not who we are）”。

儿子最后力挽狂澜的那段关于父亲送狗去看医生时，在车上借狗自喻“每个人都会离开”的引述，导演采用塞缪尔的特写画面配合儿子的讲话声音，似在暗示他为了保护母亲篡改记忆，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坠落的审判》剧照。

窸窸窣窣的讨论后，女法官裁定桑德拉无罪——当法庭需要结果，律师追求胜诉，媒体营造话题，儿子想要母亲，各方取一瓢饮，真相与否，反而成最次要的一环。

妻子是凶手吗？这个疑问之所以在观影完毕后还能成立，其实是个颇值得玩味的暧昧地带。在真实与虚构的迷宫中，导演以纪录片式的镜头语言，大量的对话及心理刻画，与盲人摸象的观众，玩了一场悬置的叙事游戏。而相较于道德的是非对错，当失去上帝视角的金手指，我们应从何判断？又该相信什么？则更具省思意义。

强势妻子的温柔

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饰演的德国女作家桑德拉，短发、高大，不苟言笑，开拍前，她问导演，“这个角色到底是有罪还是无辜？”导演说她也不知道，“但我想让她表现出无辜的样子。”影片中的桑德拉，基于程序的陌生和语言的隔膜，确实有些懵懂与困惑，但这并不影响置身被告席之际，在每种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弱势时，她仍冷静、无畏的魅力。

这种弱势最外化的表征，为了丈夫客居异地，又从伦敦搬到法国乡村的她，于公于私都不能使用母语。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论点，话语即权力，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权势力量，茹斯汀在访问中直言，“许多场合，不理解的语言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

《坠落的审判》剧照。

法庭上，面对控方或借“丈夫失职导致儿子视障，而你只怨恨了他一小段时间吗”，预设她对丈夫怀恨已久，或以“他指责了她不忠的第二天，一个漂亮女孩（来访记者）来了”，怀疑她有染同性背叛婚姻，因陈述复杂而无法用法语表达时，她要为自己改说英语致歉。

在家里，折中选用英语沟通，又被塞缪尔谴责为“就连语言上都是让我来到你的舒适圈”，然而，这个无论何时都在迁就父权制（国家/丈夫）语言，理应属于“被支配”地位的妻子，反而是世俗意义的强势一方，如辩护律师所言，“错就错在，她在丈夫跌倒的地方成功了。”

导演没有为桑德拉的弱势击鼓鸣冤，她所做的只是呈现。从那段火花四溅的录音中我们得知，停止写作、教职不顺的丈夫认为，妻子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剽窃自己的灵感，是自己牺牲时间照顾儿子成就她的事业野心，是自己包容妻子出轨让她走出儿子受伤的沮丧时光，他满口“我我我”，却避而不谈悲剧的根源，自己就是车祸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中国观众最聚焦的一点。

茹斯汀也发现，在大陆宣传时女性主义被频繁地讨论，这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套用学者戴锦华的观点，“千万年来我们鼓励女人做家务，承认事业上不如自己的伴侣，家里的任何事故都要在负疚和社会责备中，或是被赞美忍辱负重，当男性被放在这个位置，又会发生什么？”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强男弱”的设置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并非粗暴地借此指摘“男的不行”，或所谓“性别一换，评论过万”。事实上，在那段残酷的争吵中，塞缪尔搬出儿子，导致桑德拉彻底爆发，痛陈其懦弱与自怜前，她不是没有表露温柔。她还是对丈夫说“我爱你”，给他倒酒叫他放轻松。在他指责她不对人微笑时反驳“这就是你爱我的地方”，甚至坦言“我不认为夫妻关系是互惠互利的，这很天真，而且压抑。”

重点是，相较于丈夫以牺牲/回报、获利/损失之二元对立去计较夫妻相处，在桑德拉身上，她没有在儿子受伤后反复提丈夫的失职，就算被指责，第一反应也是鼓励丈夫想要写作就去做，就连唯一的软肋儿子拒绝她回家后，她也能理解且接受。

哪怕经历了种种退守，她可以仍然爱她的丈夫，并同时维系自身的强悍，这二者并不矛盾，用茹斯汀的话说，“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没有爱的话，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作品并非旨在对立，或强调一种性别高于另一种，而是探讨男女一起如何生活。

妻子是凶手吗？自杀还是他杀的模糊性，其实让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意涵更上一层楼。这并不是个简单的懦弱丈夫不满处处不如妻子后跳楼，或反过来妻子不满丈夫怨天尤人除之而后快的故事。与当下流行语境下，大女主所谓“情绪价值拉满”的爽与飒不同，焦头烂额又诸事不顺的桑德拉，遇到问题然后解决它的从容，百口莫辩仍保持坚定的睿智，才是电影更重要也更动人的面向。

回归现实生活

想起以前念性别研究课程，讨论环节，同学分析性小众群体心理，他们的压抑和对抗。对教授的一句指点印象深刻：不能因为自己是研究者，就把研究对象都看成性别运动的“运动员”，他们所诉说的故事，未必有鲜明的目的，其所经历的无非是生活而已。

既然如此，不妨再来对照另一桩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杀夫审判。1945年，上海詹周氏涉菜刀砍死亲夫詹云影，暨导演陈可辛今年即将搬上大银幕的《酱园弄杀夫案》原型。

彼时，报道铺天盖地，有说“淫妇当杀”，背后有奸夫帮忙，有说詹周氏屡遭亡夫家暴，且其婚后不久便有外遇。众说纷纭间，上海四大才女之二，以《结婚十年》蜚声文坛的苏青和实际身份是地下党的关露都撰文力挺詹周氏，呼吁刀下留人。

《坠落的审判》剧照。

和《坠落的审判》中录音重现争吵现场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苏青在《为杀夫者辩》中，铺陈了詹周氏口供中与死者的大段对话还原杀夫夜冲突后，她写道：“这种对白若是到戏台上去说，接着便应是‘砰’的一声，她昏倒了，于是观众为之鼻酸，然而詹周氏不是戏台上的熠熠红星，她是活在凄惨现实世界里，没有父母，没有任何关心她的人，没有负责的丈夫，没有真心实意的情人，最痛苦的又没有钱，她没有万千观众来替她同情，没有鼓励，没有帮助，也没有看到詹云影作恶结果受到天罚，或受到法律制裁。”

妻子是凶手吗？是的，而且是个一无所有被逼到绝境，位处“男尊女卑”下位的弱女子，她被污名化、被审判，人尽皆知她的可怜，但终究只有两个女作家为她发声。

半个多世纪过去，再看《坠落的审判》中，“女强男弱”的性别调换为桑德拉赢得了什么权力？好像除了增添可疑，别无他物。甚至再回看首映礼一幕，当男性学者与男主持人的夸夸其谈淹没女导演的发声空间时，基于某种隐秘微妙的同理心，仍旧是女学者、女观众与她站在了一边。这的确就是现实。